台湾记者王铭义驻京记 新书《驻京采访札记》发布

　　台湾记者无疑是京城境外记者里一个特别的群体：他们抱团，在犯规和受罚中习得两岸间的政治禁忌，又在遵守纪律和实现突破之间习得微妙平衡，他们是和体制最亲近的“外来势力”，也是了解北京的重要窗口。

　　在北京光华路甲9号，台湾驻京记者王铭义完成了他的新书《驻京采访札记》。5月初，即将卸任台湾地区副领导人的萧万长出席了新书的台北发布会。萧万长叙述了自己与这位记者的友情后，赞赏书的内容，并强调书里有许多连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

台湾记者王铭义驻京记 新书《驻京采访札记》发布

　　王铭义是台湾《中国时报》驻京记者。在台湾媒体圈内，52岁的王铭义拥有最久的驻京历史，甚至和两岸一些高级官员拥有了可直呼其名的亲密关系。

　　截至2012年5月，在北京和上海等地驻点的台湾媒体已经有9家。台湾记者无疑是京城海外记者里一个特别的群落，他们的采访、驻点故事也是两岸关系的晴雨表。

　　破戒登陆

　　叙述北京故事的传统从1987年便已经开始。最早赴大陆采访的台湾记者是《自立晚报》的李永得、徐璐。1987年9月，他们突破蒋经国当局禁令，经由日本赴大陆采访。台湾当局尚未解除禁令，而《自立晚报》却公开宣布记者的采访计划，等于赤裸裸地挑战当局的底线。

　　北京在考虑了两天后，答应了两位记者的采访，并由中新社负责接待，并向台湾记者保证“想采访谁，到哪里采访都尽量满足要求”。初到北京的台湾记者，列出了长长的采访名单，包括陈鼓应、张春男等从台湾过来的“叛逃者”，甚至还包括当年的异见分子方励之。当中新社负责人陈佐洱在电话里询问方励之，可否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台湾记者时，同时表示自己只负责联络、不陪同采访，方励之吃惊地反复问：“你不陪着来?”这让方和其所属的中科院都很惊讶。

　　为了给台湾记者留下良好印象，当时大陆方面可谓用心良苦。在杭州，官方为徐璐找到了她从未见过的阿姨;台湾记者每到一站，当地就要召开省委宣传部、对外宣传部门、中新社、公安厅等部门的联席会议，讨论记者安保事宜。甚至在台湾记者离开大陆后官方还特地组织了一个包括中宣部、台办等负责人在内、有40多个部委参加的座谈会，专门听取中新社负责人的汇报。

　　14天走马观花的行程里，两位台湾记者就像《格列弗游记》一样，来到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环境。在大陆这座新闻富矿里，两人十分兴奋。在李永得和徐璐的报道和回忆中，北京并不像台湾过去宣传片里那样老旧，而是有现代化的一面;不过走出高水准的涉外饭店，道路两旁是一排排不加任何装饰的商店，出售着最老式的商品和服装，满街是脚踏车和穿着灰扑扑、表情平淡的人们。

　　他们看到火车站售票窗口提着大包小包的人们排起了长龙，但港澳同胞售票专门窗口前门可罗雀，因此建议“台湾人以后不应接受这种特权，会增加大陆人民的反感”。而在《参考消息》转载了他们的报道后，大陆读者也感受到一种前所未见的报道风格。

　　两位记者回到台湾后，即遭到台湾当局处罚并被起诉。在长达一年半的司法进程中，《自立晚报》聘请的六位律师击败了公诉机关。整个台湾舆论也有利于他们，国民党内的改革派伸出援手，时任“司法院院长”的林洋港还曾在和媒体的餐叙场合公开表态支持他们。

　　就在与政府打官司的一年半里，政治强人蒋经国于1988年1月过世，李登辉当局出台了有关两岸新闻交流的法案，大陆方面也颁布了《关于台湾记者来大陆采访的管理办法》。大陆对台湾记者开放力度大得惊人，台湾记者没有受到管制。直到1989年，鉴于台湾媒体大量派记者报道当时的政治风波，大陆官方下发文件，规定台湾记者必须先向新华社香港分社提出申请，获批准后才可申请《台胞证》加签，并向中国记协领取该次采访的采访证，否则即使入境，也不得采访。

　　入乡随俗

　　2012年3月的“两会”温家宝总理记者会上，在第三次举起手后，王铭义得到了提问机会：“大家很关心明年3月您退休以后有没有可能到台湾自由行?”

　　“我已经连续10年在这个场合谈台湾问题了，每一次心情都很不平静。”温家宝说，接着他表达有条件时愿意去台湾自由行的心愿。

　　自1991年时任总理的李鹏受人大新闻发言人周觉的邀请，首次成为记者招待会的主角后，总理记者招待会由此制度化。每次记者会上，都例行为台湾、港澳和外媒三个类型的记者各保留至少一个提问机会。

　　在这些开放度最高的场合，大大小小的新闻发布会上，无论是省市还是部委，都会给台湾媒体预留机会。不过，在这些政治场合赋予台湾记者特殊地位，不代表在任何场合都欢迎他们，无论是早年两岸尚未公开接触时，还是两岸已经处于蜜月期的今天。

　　1990年台湾当局允许记者赴大陆采访的决定，只比开放报禁处晚了几个月。

　　早年，为了让派驻大陆的记者得到良好的采访条件，一些台湾媒体会比照“外交”人员的出差津贴，付给外派记者高额的补贴并追加意外险;出发前，也会有一些媒体主管会将CNN的金科玉律“没有一则报道值得付出生命”作为临别赠言。通过这个例行的仪式，可以想象当时的台湾记者在踏上神秘大陆时的复杂心情。

　　1990 年，首批来到北京的记者，受限于规定，只能住在三星级以上涉外宾馆。于是《联合报》资深记者赖锦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能住和平宾馆。几乎同一个时期被派驻北京的王铭义则住在贵宾楼饭店。饭店的排班出租车司机都认得台湾记者的长相，几点出门、到哪儿、见谁?行程都摸得一清二楚。

　　在 1988年出台的《关于台湾记者的管理办法》中，大陆官方清楚表明对台湾记者的管理工作是“政治任务”，所谓的“管理”并没有细化的想法。但1994年发生的千岛湖事件，成为一个转折。起初，大陆官方称，这场让24位台湾旅客乘船遇难的事件是“意外事故”，但在台湾媒体突破禁令、自行调查，并提出质疑后，大陆官方承认观光船火灾是由歹徒登船抢劫并纵火造成。此次台湾记者层出不穷的采访与突破手段，让主管官员印象深刻。如何在涉及台湾议题时对台湾记者公开信息，不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又能把握好开放尺度，成为摆在官方面前最大的难题。最后官方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不同媒体区别对待，放宽采访条件。

　　1996 年12月1日，国台办颁布了《关于台湾记者来祖国大陆采访的规定》，确定台湾记者的采访工作由国台办主管，规定的第一条便表明：“为方便台湾记者进行新闻采访，加强海峡两岸新闻交流，以加深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两岸关系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特制定本规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被写入规定中，也就是说，只要是宣扬“台独”理念或是破坏两岸关系发展的新闻、人、事、物都不受欢迎。根据这一规定，深绿的《自由时报》，黎智英控股的《苹果日报》至今未能到大陆驻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