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教育手抄报版面设计图：孝道关系

先秦社会虽然将孝道作为巩固家庭组织，加强凝聚力的主要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此将其它社会组织力全然抛开。事实上，法律、宗教并没有从社会领域中销声匿迹，而是在道德的主导下继续发挥其社会功能。

首先看宗教与孝道的关系。《论语·为政》孔子所谓“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着眼点虽在于以礼释孝，却反映出宗教的道德目的。家庭内部进行祭祀主要是为了弘扬孝道，古人对此了然于胸，故《礼记·祭统》说：“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祭义》也说：“唯圣人为能飨帝，孝子为能飨亲。”又说：“君子生则敬飬，死则敬享，思终身弗辱也。”祭祀是将对父母生前的孝敬推而广之，甚至及于早已故去的先祖，目的是以神道设教的方式，将尽可能多的家庭成员笼络在家庭组织之内。祭祀不仅可以安定和凝聚人心，同时也可以对家庭成员进行孝道教化。《祭义》：“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见乎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又说：“孝子之祭也，尽其悫而悫焉，尽其信而信焉，尽其敬而敬焉，尽其礼而不过失焉。进退必敬，如亲听命则或使之也。”长期反复的习礼本身就是一个接受教育的过程，孝的意识在超自然力的作用下更能震撼人心。另外，在孝道衰落的情况下，宗教往往为孝道“辩护”，用宗教故事或语言说明其合理性。《墨子》一书中《天志》、《明鬼》等篇的不少故事就是以劝勉世人躬行孝道为主旨的。

法律也对孝道起了不可忽视的补充作用。《尚书·康诰》记载周公告诫康叔说：“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不孝便是罪大恶极，因为它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因此当根据文王之法严加惩罚。《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之职：“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吕氏春秋·孝行览》引《商书》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高诱注：“商汤所制法也。”《孝经》也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以上所引材料年代不尽一致，背景自然各有不同，但都说明了一个问题：法律在家庭道德出现危机的情况下，往往会弥补由此形成的真空。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宗教、法律在整个先秦历史上先后对孝道发挥过重要的补充或辅助作用，然而它们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取代孝道在家庭乃至社会领域中的重要地位。传统所造成的社会组织结构使得文化的改变困难重重，因此人们通常只是试图通过恢复的方式去解决孝道的衰落问题。东周之后，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孝道随之衰落，然而关于孝道的讨论却愈演愈烈，就是最好的说明。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孝道是一种道德现象，它以家庭组织之中的血缘亲亲为基础，然而又超出于一般意义上的亲子感情之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学者指出西方家庭有亲子之情而无孝道，只有中国才称得上具有“孝的文化”。同其他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一样，孝道乃是众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孝道的产生和存在需要特殊的“配方”：当一个社会将某些因素按照特定方式加以培植时，孝道就会产生，反之就不会产生。